鄭瓊女士的文章

鄭瓊是我跟小湯認識的北京好友，她是全中國大陸第一個開創專業紀錄片公司的負責人，而且她提供交流的管道，舉辦紀錄片的教育訓練營。

每次去北京，我都會跟她聯繫，去看看她，漸漸的我們紀錄片在去大陸的拍攝過程中，會請她和她們那群熱情的年輕朋友們協助連繫一些事情。她也會介紹許多有才華的導演們或是藝術工作者跟我們認識，大家交換經驗，彼此交流。

這一年，我們在製作小湯的《路有多長》，也請她們公司協助一些事情。這次，她寫了一篇文章。我覺得有趣，就放在我們部落格，與大家分享。稱她鄭瓊女士，是因為以大陸習慣用語相稱，她也稱呼我葉女士，其實就是互相調侃而已。

寻找红高粱

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只会与某些人相遇，对于这些相逢而言，诚实将会是唯一的器皿：我们用它来盛载所有即将付出和已经得到的礼物。——（美）修~普拉德

缘起

今年5月叶如芬带着汤湘竹一干人马，在江苏河南等地拍完《路有多长》在大陆的大部分场景，留给我一个作业，帮他们找人拍一些红高粱的空景，因为所有采访的那些老兵很多都提到他们当年逃命时躲藏过高梁地。
《路有多长》是汤湘竹继他的《海有多深》《山有多高》之后的一部拍摄中的纪录片，也是他原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，关于反战和回家主题。片子讲述的是1949年前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台籍老兵的故事。汤湘竹花了三年多时间做调研，光调研报告就写了有好几万字。
跟叶如芬/汤湘竹接触多了，知道一些他们做片子的过程，他们做事的专业和严谨让我们丝毫不敢怠慢，早早问过老家在延庆的同事，据说8、9月份是收高粱的季节。
8月初我就开始到处询问，看看哪里有高粱地，几圈下来，得到的消息是：河北、吉林，还有山东高密，都有！据说高密曾经就是红高粱的拍摄地。听到这些消息让人挺高兴的。
结果在网上一查，被人告知：电影《红高粱》确实是在高密拍摄的，高密是小说作者莫言的老家，但当地人N年前早就不种高粱了，当年电影里那些茂密的高粱是人家剧组提前一年特地给种的。
一听就傻了，赶紧放弃奔山东的想法，吉林也太远，决定锁定河北廊坊一带了。

河北–“臧高粱”
于是上网再查，找到一个廊坊市政府的官网，满篇翻来翻去都没看见可能跟高粱二字相关的内容，实在有些挠头…继续仔细的在网上侦察了，忽然在一堆机构名字中发现“植保站”三个字，心想，好歹他们该跟高粱扯上点关系吧，于是电话过去，是位王姓老师接的，对方告诉我，现在根本没人种高粱，农民都在种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，我一听傻眼了，在电话里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，有些无助的问了句：那怎么办？！估计对方也是一个慈悲心肠的人，一听马上安慰我，“没事，我帮你再问问霸洲、大城一带有没有？”
过了不到10分钟，电话过来，让我找大城里坦乡的臧姓植保员。还告诉，这“里坦乡”是清朝太监李莲英的故乡，那边有些农民种了些笨高粱和白高粱。
放下电话，我就把臧的号码存在手机上了，在姓名一栏特别标上“臧高粱”。
臧极其热情，当天就跑到地头去，想用手机拍些图片发给我，结果一到地里就下大雨，等第二天告诉我拍好了，要用QQ发我，我赶紧让同事接下，结果一看：哇，我天，居然不是照片，而是连续影像。。。他专门用DV给拍的！太感激了！
见到臧是收到图片的那个周日下午，同事朋友驱车3个多小时把我们带到离大城20多里的一个路口时，一个黑黑的50岁上下的小个子男人单腿踩着一个红色小单车立在路边，直觉告诉我，这就是臧高粱。
我们的车直接跟着他，几分钟就到了高粱地。那片高粱不大，旁边是玉米地和其它一些北方作物，小米、黄豆和枣树之类的，所以没法拍全景，摄影师尽量拍些中景和特写。拍摄的时候总有农民骑着自行车路过，我和臧高粱守在两头，请他们停下或快过，保证摄影过程不要有太大的动静，结果也奇了怪了，只要机器一开，不是地上拖拉机轰隆隆，就是天上飞机嗡嗡的，张锦胜带了一套很高级的调音设备，好像也没怎么派上太大用场。
因为路线不熟悉，所以到的时候就已经将近6点，拍了一小时多点，天就黑了下来，担心回去迷路，所以就赶紧往回返。
时间很紧，我跟臧高粱也没机会多说话，临走前他一个劲地跟我说了说：你下个月这时候再来，我们家有80棵枣树，你过来摘枣子，你来，我还带你去沧州，那里有馒头枣，可大呢！一定来啊！
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，心里暗想，只要有空，一定再去。
下午短短的拍摄很顺利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片红高粱面积不大，没法拍出汤导要的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。
于是继续寻找大片高粱地，最后还是通过网络，在某个粮食交易网，发现一个卖高粱的信息，电话过去，告诉我，山西太原一个叫小店的地方有大片红高粱，说是还有半个月就要收割了，要拍赶紧去。第二天收到那个叫赵晨亮的小伙子用手机拍的几张图片，于是定了下一周的火车票就直接奔太原了。

太原–赵晨亮
朋友的同事在太原车站接我们，快到站时收到短信，“我在出站口，穿身黑衣服，带眼镜。张宏。”因为电话里的声音舒缓而沧桑，我以为是个40、50岁的老男人，所以拼命往“老脸”上去找，结果找半天也不对头，等后来接上头才看清，原来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，我忍不住告诉他：你应该短信告我，是一个穿一身黑衣服带着眼镜的帅小伙，这样马上就能找到！
在半路上拉上赵晨亮，径自奔往小店的高粱地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赵晨亮本人，20出头的一小伙，脑筋极其活络但还不失朴实，经历也很丰富，一路听他唠嗑，非常好玩。
86年出生的赵晨亮是太原小店人，中专毕业后就一直跑单帮，透过网络贩卖高粱，不卖高粱时就倒腾一个服装店。和他周围的同年人很不一样，用他的话说就是，“一天班都没上过”。学的电脑，别的不成，就会上网聊天，最早是帮他们村里粮站把卖不出去的高粱挂到网上，结果全国各地不少人找他，于是就开始在太原各郊区县收高粱，三年来跑了全国不少地方。红高粱一块多钱一斤，100斤就100多块（比我们卖纪录片合算多了），他跑最大的单大概有100多万。
他的主要客户是四川、山东的一些酒厂，所谓的五粮液，也就是稻谷、红高粱和其它一些豆类，五种不同的粮食作物酿成的酒，作为饲料，红高粱相对成本较高，比玉米一类的，所以在很多以养殖业为主的农村，农民通常都不太种高粱，这也是我们寻找红高粱如此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但在酿酒上，红高粱的出酒率比其他粮食作物都要高，所以在全国，红高粱的种植主要供应酿酒行业。
“地震对你卖高粱有影响吗？” 我问赵晨亮。
“没有，需要还更多，因为都震没了，他们要的量比原来大。因为做了好几年了，比较有信誉，所以找的人也多，开始时大家都没什么信任，可能还需要垫些款，现在有时候，反而是对方把钱打过来，然后再告诉我需要什么多少让赶紧发货。而且我也不喜欢搞价。”
说到搞价，他讲了一个他服装店的小故事，给我们乐半天。他的服装店门面租在太原一个财经学院的附近，因为主要是学生客户，所以他专门卖情侣装。据说有一次有一女的看中一套衣服，连续五天每天中午跑到店里，跟他侃价，每天一小时，结果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把衣服给了她，价钱比他进来的成本还要低20元。这些买衣服的学生总是喜欢不停哭穷，让他觉得有点烦。
车一进村，他就开始跟我们讲村里的事情。
他们村大概有3000人左右，村长都靠选票当上，在农村，所谓民主就是一张选票100元，如果你想当村长，首先要备上30万的选票费，万一有二个以上的人竞选，这100元还需要涨到150，而且有些村民即使拿到100元，到时也未必选你，所以这投入当中也有些风险。但是选上村长后据说这投资一年就能回来，三年后就能买上宝马。
“这比广告公司合算多了啊！”张宏一听，有些心动。
“是，那风险也大，万一被人告下来，就啥也没有了。”赵晨亮回答。
“那广告公司也会亏本的啊！”张宏还是有点不死心。
“广告公司亏是亏，它只亏钱啊，但村长被告下来了，钱没了，还得进监狱，命也不保。”23岁的赵晨亮依旧一脸风清云淡的表情，看着窗外漫不经心说道。
其他人都沉默了，没人接话。
路过一个工厂模样的地方，赵晨亮告诉我们，这是他们村里的轧钢厂，大部分工人都是村里的农民。我问，工厂有污染吗？
当然有。赵晨亮答。
那他们怎么处理？有人管吗？我很好奇。
没人管，农民只要每个月能往家里拿1000多元钱，才不会管有没有污染这些事情。也有环保站，但只是每年快过年或者需要钱的时候才来，来之前会打电话给厂里的人，说我们下星期去厂里检查啊，厂长一听很明白，赶紧让工人停工一星期，然后备好20万给他们，等环保站的人一转身，机器马上就轰隆轰隆的开起来了。
太原北边靠山，南边是开阔的平原地带，所以城市扩展主要是往南蔓延，当地农民也想方设法跟政府博弈，把能圈的地都圈起来了。据说有些地圈完后价钱谈不拢，修到半截的大马路就只好改道，所以车在路上时，一会泞泥，一会巨大平直的水泥路，弄得人刹是眩晕。
我们去的路上天还阴沉着，天气预报说有小到中雨，结果老天佑助我们，一边拍一边看见天逐渐在开，拍摄异常顺利，中午在山西饭庄吃完饭，就直接上了大巴往回走。
非常幸运，买到的票在大巴的第一排车门口处，前面视野异常开阔，一路上，看着前方山峦和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下游走，内心有一种悠远的安宁和平静。
“我们已经得到了可以此刻让我们幸福的一切。”这是【有爱无恐】一书的编辑修~普拉德说的一句话，一路上，这句话一直停在我的脑，我的心。

郑琼
2008/08/31